贴出前言和尾论，自我纪念一下毕业论文写成一周年。写论文真是痛苦啊。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新闻话语变迁研究》
前 言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是人类社会在整个20世纪中最为宏大和最值得记录的变革之一。这场变革以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为对象，以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为突破口，使得一个具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东方古国，终于在千年之交搭乘上了驶向现代化的高速列车。

　　如果要对这场变革做一个阶段上的划分的话，1992无疑是一个最具意义的转折年份。1998年前后，一本名为《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的书在中国国内广为流行，且因两位作者人民日报评论员的特殊身份而倍受关注。书中将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治经济变革概括为“三次思想解放”，即：1978年战胜“两个凡是”，1992年破除“姓社姓资”，1997年冲破“姓公姓私” 。在这三次思想解放中，最具意味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它使得这一年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备了承上启下的特殊含义。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正是邓的讲话使中国的社会跳出了是非争论的停滞不前，并在90年代中后期大大加快了改革的步伐。

　　自1992年至今，中国的经济改革经历了它最具实质意义的攻坚进程。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事件，中国自1992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实现了“三级跳”式的跨越：1992年中共十四大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十五大，确立私有经济的合法地位；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是更为深入的思想解放与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进步：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在实践中走向开放和务实，国民心态更加成熟和稳健，社会思潮日趋理性而多元……应当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首先是在经济体制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而引发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心理的急促变迁，其力度和广度均是前所未有的。

　　作为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大众媒体也不可避免的参与到这场宏大的制度变革之中。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变迁的同时，中国的媒体和媒体上的新闻也同时发生着微妙但实实在在的改变。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作为一种以经济运行和经济事件为报道对象的专门新闻种类，中国的经济新闻在这场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社会变迁中表现出尤其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在1998年之后，随着以《财经》为代表的一批“新经济媒体”逐渐兴起，人们注意到，报刊上的经济新闻，从思维模式到写作手段，与以往的经济新闻形成了鲜明的差异，从专业经济报刊到综合类报刊的经济报道，人们越来越多的看到一种有别于传统新闻报道的全新的话语模式。人们开始惊异的发现，一种以汉字表述的“新新闻文体”的出现。在经济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中国的新锐经济媒体逐步实现了自身话语体系与话语构建方式的创新。

　　作近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传播学批判理论流派之一，话语理论认为，话语不仅仅是一系列由符号和言说构成的文本，更是现实社会的主观镜像，它与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是反映社会变迁的记录者。福柯认为，话语是“社会变化的本性”，“变化着的话语实践是社会变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反过来，话语又是一种建构社会现实的工具，“话语建构社会，包括社会客体和社会主体”。 钱中文先生更是清楚的指出：“在话语里实现着渗透了社会交际的所有方面的无数意识形态的联系。显而易见，话语将是最敏感的社会变化的标志” 那么，该如何看待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报道领域的话语变迁？这种变迁的特征是什么？它是如何见证中国经济变革的？它与社会变迁间又形成了怎样的互动关系？这些正是本文力图回答的问题。
 
尾论

 　　90年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体制上的变化，还有与变化了的体制相关的观念和思想。新闻话语本身是意识形态的话语。因为它必然表达和确认其生成者的社会和政治态度。作为“一种认识现实世界的图式、一种鼓舞和规范人们行为的力量、一种社会粘合剂” ，意识形态在现实中是通过特定的编码规则和话语体系实现的。因此，意识形态的变化首先便表现在社会主流话语体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大众媒体上，尤其以财经类媒体——正是这批媒体处于经济改革的前沿，也受到最多的关注和获得了中心话语权的地位——最为明显。
 
　　到目前为止，本文力图描绘和分析的，就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经济新闻中的话语变迁。事实上，与其说这场变化是从一种话语体系向另一种话语体系的“转型”，倒不如说是一种新的话语体系的兴起以及对旧有话语体系的冲击和颠覆。“就表述形式而言，富有生命力的新话语既不会脱离或割裂它自身所赖以形成的原有话语背景，也不会是原有话语系统的某些构成因素的简单变更，而是一种带有历史感的超越，带有思维承继性的突进；或者说是一种有距离感的内在联系。 ”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间内，可以预料的是，两种话语体系将呈现并行的态势，并在相互的撞击中向前发展。

　　有学者指出，现实中的意识形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宗教性意识形态”。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第二类是“主义性意识形态”，包括各种鼓动社会的政治主张，比如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等。它们有的是知识分子的学说，有的是政治领导人的纲领。第三类则是国家意识形态。 目前的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处于由“主义型”意识形态向“国家型”意识形态转变的过程中。其特征是“民主”、“改革开放”、“小康”等国家机器（而非政党）建立的语汇体系将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相应的，笔者认为，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新闻的话语体系也经历着由“主义型话语”到“现代国家型话语”的转变。具体表现便是上文所述的种种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话语体系所表现出的精英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已经在实践中反哺了一个新精英阶层的成长。我们应该承认，媒体话语的精英化体现了现实的社会需求，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发展，但也应该看到，一味的“精英化”同样是不可取的。这一方面是精英化可能导致的曲高和寡的尴尬局面，媒体本身具有大众性，如果由于对精英化的追求忽视了媒体的这一本质属性，媒体就丧失了生存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新闻话语精英化一旦走向极端就有可能造成精英主义，媒体的“精英意识”可能随着媒体影响力的扩大变为“权力意识”，与大众过于疏远的距离使得媒体有沦为利益集团话语工具的危险，进而危害媒体的民主运用和社会的民主进程。事实上，在现实中我们已然看到了这一倾向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传统经济新闻话语“贴近群众”的要求是值得继承和借鉴的思想。

　　本文曾在分析中指出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新闻话语转型中的“泛经济学话语”现象。有趣的是，这似乎并不是发生在中国的特例事件，在诺曼•费尔克拉夫那里看来，市场力量对社会其它生活领域的延伸和“侵入”近年来发生在许多国家。“人们发现……它们（社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由新的（类似与市场行为的）话语实践所限定，并且必须在现存活动范围内接受新的话语实践。”诺曼以教育领域为例举例说，“如将学习者变成‘消费者’或‘客户’，课程变成‘课件’或‘产品’。” 诺曼借用福柯的理论指出，这个过程，事实上是经济学话语或者市场话语对其它话语实践的“殖民化”过程，这意味着一种话语力量凌驾于其它话语力量之上，获得高高在上的地位。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市场话语的兴盛是一种进步的标志，但从长远看来，在反思政治话语对我们的社会生活曾经带来的广泛而痛苦的“殖民化”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警惕一种新的“话语霸权”的出现。

　　好在，话语的转型始终只是一个过程。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这一过程伴随着人类文化史进程的始终。无论这一过程进展的缓慢与迅猛，都会使话语的演变在新旧系统之间交叠徘徊：前景部分一旦从边缘走向中心，它无形中就已经构成了背景，竞变和被扬弃的命运也就随之来临。 ”在“新财经新闻话语”那里我们看到了经济学话语霸权的存在，那么，未来的经济新闻话语应当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经济新闻话语才真正符合传媒作为社会公器和历史守望者的角色，而不是某一集团、某一学科的代言者？什么样的新闻话语才更符合社会整体的民主化和和谐化理想？这一切有赖于学界对于新闻话语的进一步研究和批判。读杨鹏先生在《经济学话语霸权的终结》中的一段话，似对解答这样的疑问颇有启发，谨引之作为结语：

　　今天，国家政策的最大变化，就是由“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了“建立法治国家”，法学的空间迅速增大。如果考虑到将政治问题法律技术化处理，那么今天的中国的政治问题研究将更多采取法律话语来进行。市场经济的成熟化发展要求一个法治环境的生成，特权问题、腐败问题解决的方向，要求一个公平透明的法律制度，而民主建设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法律制度的转变的问题。无论是从效率的角度还是从公平的角度，公平透明的法治国家建设，已上升为最重要的社会焦点问题。社会用语中法律用语迅速增加。由于市场需求的猛增，法律话语要素的稀缺性迅速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话语霸权”时代的开始是必然的，而且时间绝对会延续十多年以上，直到中国完成民主法治国家建设的问题。

　　在此我还有一个预测，这就是哲学宗教伦理文化话语要素的市场空间将紧随着“法律话语霸权”的终结来到来，因为人不能仅靠面包活着，人也不能仅靠制度活着，一个民族不能长期没有信仰。当中国按照当前的趋向，如果能顺利完成经济市场化（成熟的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化（成熟的民主法制国家），那么，宗教哲学伦理文化话语要素的相对地位又将上升，以解决信仰空白和中国另类的超越西方的发展道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