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lo di shuhuai啥事都管报FotoBlogElenchiAltro  |  Strumenti Guida |
贯彻落实“贯彻落实”是个常用词。不过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常用词。
据手头资料，人民日报上最早出现“贯彻落实”这个字眼，是在1966年5月28日，一篇名为《揭穿〈红日〉效忠于阶级敌人的真面目——参加影片拍摄工作的某部干部战士严肃批判坏影片〈红日〉》的报道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九六一年，正是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部队深入贯彻落实的头一年。某部接受了参加拍摄影片《红日》的任务，我们的干部战士希望编导者能以极大的政治热情，遵照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精神，通过这部影片歌颂毛主席建军思想的伟大胜利，宣扬我军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然而，恰恰相反，编导者却明目张胆地攻击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抹煞我军政治工作，存心与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唱对台戏。在参加拍摄影片的过程中，我们的干部战士，对编导者这种阴险恶毒的意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这至少是中央级党报第一次使用“贯彻落实”这个词。当然，这并不一定是中央党报的创造，在建国之前的党报和各地党报、军报上何时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有待进一步考证。不过，在人民日报上，这个词正是由此开始进入政治话语系统，并逐渐成为热门政治表述方式之一。
1966年，人民日报使用“贯彻落实”1次，1967年，这个词被使用了4次，但1968年，“贯彻落实”则飙升为67次，1969年，150次。
1977年，是“贯彻落实”的第一个小高潮，300次。这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1977年正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年，也是华国锋全面执掌大权的一年，因此，需要“贯彻落实”的东西显得格外之多。除了传统的来自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华主席的指示也是贯彻落实的对象。1977年“贯彻落实”的最重要内容是“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占据了该年度“贯彻落实”的大部分内容。
此后，“贯彻落实”的数量在人民日报上出现的数量，基本上呈现出与GDP共同快速发展的趋势。如果将历年使用“贯彻落实”的报道画一道曲线，你会发现那很像2007年10月之前的中国股市。其峰值出现在2008年，全年共有1912篇报道提到“贯彻落实”（见下图）
 比“贯彻落实”更进一步的，当然是“全面贯彻落实”。统计数字显示，1966－2008年期间，人民日报共有18363篇报道使用了“贯彻落实”，但“全面贯彻落实”只有1880篇，约占十分之一。 按照历年人民日报“全面贯彻落实”数量绘出的曲线更加陡峭（下图）。图中可见，在1992年之前，中国人民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全面贯彻落实”的东西，但从1992年起，“全面贯彻落实”就迅速增长起来。并与1998年（113次）和2006年（406次）各形成了一次小的高潮。
当然，单纯对于一个词汇的出现频率进行统计，是不够科学严谨的。因为，人民日报的版面在不断增加，报道总量也在不断增多，1966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只有4个版，全年报道总量约在13000条左右，而2008年，人民日报16个版，全年报道总量33000余条。为了更精确的反映“贯彻落实”的增长频率，我们用历年“贯彻落实”报道占总报道总量千分比来做进一步研究：
 由上图可见，利用千分比统计得出的历年“贯彻落实”情况，在曲线上依然呈现明显的“牛市”特征。历史上，“贯彻落实”最少的年份是1974年，仅有2.70‰的报道提到了这个词，最多的是2008年，有56.67‰的报道提到“贯彻落实”。同时，这条曲线还显示出我们“贯彻落实”的三次小高潮：1969－1971年，1977－1979年，以及1990年以来的一波再比一波高。
结论：需要“贯彻落实”以及“全面贯彻落实”的东西，确实越来越多了。 道德模范与历史的虚无政治化和工具化了的“道德”，变得格外可疑起来。 何为道德？谁是模范？事实上，自从高中时辩论赛时很装模作样其实狗屁不懂地谈论过“德治和法治哪个更重要”之后，我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小心翼翼地回避与“道德”相关的问题。其原因在于，“道德”实在是一个太富争议的概念。在中国的当下的语境中，道德更是一件很令人疑惑的事情。你当然可以闭上眼认为那个未在民政部注册的社团组织展示给你的每一位“模范”都是道德的，但如果稍加思索，一些标准却会变的模糊与可疑起来。 刨根问底的探究“道德”这两个字的含义，那是伦理学者的任务。但７月起，一项被称为“双百评选”的活动据说是“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在300名候选人中，选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其候选人基本囊括了我们自中学以来耳熟能祥的各路英模和建国以来的历代道德典型。“轰轰烈烈”当然是我们六十年来群众活动的一贯方式。但据报道，此次活动“群众参与热情之高，着实令人惊叹”，仅重庆一地就收到选票1000万张（华龙网），这“又一次证明爱国主义始终是推动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力量。”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这样写道。 类似的道德运动绝非历史上的第一次。基本上，主流媒体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推出一个或一批供人学习的“模范”。但就候选人规模来看，此次活动应该算的上声势最浩大也最宽泛的一次。从李大钊到雷锋，从马本斋到马寅初，从八女投江到成龙，所有的候选人被贴上爱国与道德的标签，接受全民海选式３００进２００的ＰＫ。其实，组织者本可再多点娱乐精神，比如说在ＣＣＴＶ设个短信平台的投票直播，那样的爱国主义才能真正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 我没有揶揄模范们的意思，更不是说他们不爱国或者不道德。问题在于，该如何解读这些“模范”的存在和“模范”的意义。“百位感动中国人物”的标准是这样写的：“坚决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基层优秀党员干部；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作出重大贡献的各行各业杰出代表；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官兵、青年学生以及其他先进典型。”爱岗敬业，这本是职业素养的范畴，作为道德评判，倒也无伤大雅。而将“坚定的落实本党的路线的党员干部”作为全民道德模范，这其实是件值不得推敲的事。按照这样的标准，一个恪守教义的基督徒，一个笃信真主的穆斯林，是否也可算作“感动中国”的模范？ 更有人试图将这样的活动戴上爱国主义的宏大帽子，并用来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谬论。我从不否认道德的力量，但我也从来不相信道德模范可以成为一国强盛文明的基础，更不相信所谓的道德运动可以提升一国道德水准——如果这个命题真的成立，那中国早应是全世界最道德的国度。 在道德水准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否认和夸大都是岐途。历史证明，没有哪个国家或经济体可以通过提升国民道德水准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更关键的是，道德水准能否通过类似“运动”得以提升，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疑问。如果一国媒体在“制造”出数百名令人潸然泪下的“模范”的同时，也在制造着夸夸其谈、空话连篇、自我吹嘘、口是心非和权力奉迎，同时压制着一切理性的探讨和异见的声音，如果这些媒体在沦为“宣传”工具的同时失去了自身独立思考的精神和社会公器的天职，那么，它们其实是在践踏这个民族的良知和未来。 因此，我们敬仰道德模范，但反对上纲上线。我们的敬仰包含大多数官方认定的模范人物。但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理想主义，是忠于信仰，是职业素养，是忠诚、善良、爱的普世价值，这种价值与时代无关，与国家无关，与政党无关，与历史无关。从某种意义上，也与所谓的“爱国主义”无关。 家国一体的政治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遗产，但是，将一切美好善良的行为披上“爱国”的外衣，硬把官员守法、士兵站岗，妻还夫债说成“爱国主义”的体现，这却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创举，本质上则是道德行为政治化的体现。而将原本自然的道德行为作为一个团体合法性的论证，这本质上是将道德行为工具化的体现。 于是，政治化和工具化了的“道德”，变得格外可疑起来。事实上，如果说有谁真正传承了早期共产党人的宁死不屈的理想主义信念、忠于信仰的抗争勇气，以及“砸烂旧世界”的叛逆精神的话，储安平、遇罗克、张志新这样的名字，更应当出现在“感动中国”的名录中。但显然，他们的“道德”是“不讲政治的道德”，因此也不是“爱国主义”的道德。 回头谈到历史虚无主义。这个充满贬义的词汇事实上是部分学者对于近代中国史的一种不同于正统官方的解读。平心而论，对于类似观点，我并非完全赞同。但真正的疑问是，“主流”媒体何以希望通过英模的力量来串起近代中国史，进而达到批判和打倒某种学术思潮的目的？这恐怕恰恰反映出“主流”意识形态的无力。当现实与理论的逻辑出现断裂，当合法性与必然性的论证受到质疑，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祭起“爱国”与“道德”的大旗，用感性诉求来弥补逻辑的真空。但是，如此制造出的“历史”及历史合法性，似乎变得更加缥缈和“虚无”了。
1、没有什么道德是超阶级的，也没有什么道德是超政治的。一切道德原则都是具体的、为特定利益集团服务的，从来没有什么超越时代的普世价值。 |
|
|
